2012年一季度中國GDP環比增速為1.8%，相應環比折年率出現罕見的連續兩個季度低于8%，已經下滑至7.4%，成為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差的季度數據（2008年4季度GDP的環比折年率曾跌至4.3%，但隨后在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之下，迅速回升）。

對于罕見的經濟數據，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坊間，均認為增速的放緩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而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給出7.5%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也顯示了中國宏觀層對于放緩經濟增速的明確，因為就在2010年4月1日《求是》雜志刊登的溫家寶總理《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的撰文中，還在強調“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勞動力供求狀況看，經濟增長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業的基本穩定，低了就會出問題。”由此可見，自“九五計劃”首次明確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以來”，呼喊了30多年的經濟轉型如今已到了臨門一腳的階段，而這一腳究竟如何踢出就成為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

如果說中國經濟走過的30年高速增長之路，是緣于人口紅利、制度性變革、全球化擴展等因素共同推動下的，中國后發優勢的逐漸釋放；而始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首先打破了中國既有經濟運行模式的外部條件，隨后又加速催化了內部結構性矛盾，而近期包括溫州民間融資危機、深圳的負增長、京、滬、穗、渝等城市財政收入的負增長在內的局部異變，則更直觀地映射出當前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難題，因為這些發生異變的地區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的排頭兵。如今排頭兵卻出現了“體力不支”的征兆，就好比足球比賽經過一系列傳切配合后，要臨門一腳之時，卻發現找不到前鋒。

如何詮釋這一變化？

作為經濟觀察，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用望遠鏡（整體宏觀數據及經運行周期性的分析），卻忽視用顯微鏡（局部樣板和經濟要素基本面的分析），而筆者本文試圖以顯微鏡的視角來詮釋轉型要求下的經濟變化。

如果按照經濟要素來區分中國地方經濟，大致可分為：資本活躍地區、吸納勞動力地區、資源優勢地區和政策優勢地區，其中又以資本活躍地區和吸納勞動力地區*為典型。正如描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春天的故事》歌中所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確實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中*關鍵、*重要的一環，就是通過體制和機制的變革（市場化），讓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和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轉變）得以有效結合，再輔之以全球化下外部市場（外需）與內部產能的對接，從而實現了中國經濟內部改革下結合和對外開放下對接，促使中國成為過去30余年間全球*具活力的經濟體，中國經濟在世界中比重得以快速提升（由1979年1.8%升至目前10%）。

而在此期間中國經濟是不缺前鋒的，諸如蘇南模式、蘇北模式、溫州模式、廣東模式、深圳模式、東莞模式等等，各地在經濟活躍地區的示范效應帶動下，釋放出極強的增長活力。

雁型理論在中國的實踐

如果說緣起于歐美的雁型發展理論，首先在日本落地而生出，有了“日本奇跡”，那么在中國的實踐，則更是將該理論*終具體化為“中國奇跡”。

回顧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當時面臨著資本、技術、管理和調配勞動力能力匱乏制約下的產能嚴重矛盾，成為典型的總量矛盾下的短缺經濟。而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在于通過體制、機制的變革，使得外部資本得以引入，內部資本得以快速積累和盤活，資本和勞動力得以有效結合，技術與管理得以大幅提升，內部產能和世界市場得以對接，而且這些均是通過局部帶動整體的推進軌跡來完成的，其中尤以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結合*為突出，可是稱之為典型的“雙前鋒戰術”：一個是代表資本的浙江省，一個是代表勞動力的廣東省。

改革開放以來，以浙江為首的長三角地區逐漸成為了中國資本*為活躍的地區，1978年浙江省的金融業增加值占全國金融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77%，到1992年已升至4.81%，2001年升至5.98%，2006年達到10.45%，其漲幅遠遠*過浙江省占全國經濟比重的漲幅，同時浙江省也成為民間資本*活躍的地區。

與長三角相對的就是以廣東為首的珠三角地區，伴隨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的確立，廣東依靠其**的外貿優勢和政策空間，逐漸成為了吸納勞動力能力*強的地區，其以外貿加工為主的工業產能快速提升。1978年廣東省的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39%，到1992年已升至10.7%，2001年升至12.63%，2006年達到14.71%，其漲幅同樣遠遠*過廣東省在全國經濟比重的漲幅。

而且這兩個省的經濟比重（占全國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8.49%，到1992年已升至14.2%，2001年升至17.27%，2006年達到19.39%，在危機前基本占據了中國經濟的二成左右；兩省的人均GDP與全國平均水平的比更是由1978年的90%左右，升至2006年的200%左右。

伴隨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南巡講話、2001年加入WTO等階段性體制變革突破，中國30多年間的高速增長，從地區實行路徑上，總體表現為：在像浙江和廣東這樣前鋒的帶動下，按照頭雁領航、尾雁跟隨的模式逐層推進，所以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后，中國曾出現一輪招商引資熱、開發區熱。

全球危機掩蓋了前鋒體力不支的問題

但伴隨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各地區模仿和趕*力度的不斷加大，中國后發優勢也在逐漸消耗，總量矛盾已轉為了結構性矛盾，并且在危機前已露端倪。例如2000-2007年間，資源優勢地區的增速已經*過浙江、廣東兩省，危機后一些本來的勞動力輸出地區也相繼*過浙江、廣東——舊時的頭雁逐漸變成了尾雁。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雁型梯隊隊形的變化，才是2007年股市、房市泡沫的真兇，原因是實體經濟層面原來行之有效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結合遭遇了瓶頸，才會出現以錢炒錢的虛擬經濟泡沫化。

只是2008年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讓本來已經浮出水面的前鋒體力不支問題，被掩蓋了。例如：浙江——代表中國的民間資本。浙江老板們的資金往往指向高回報領域，如今這些老板中跑路了不少，反映出其自身資金鏈緊張，同時也折射出，對于資本而言，如今高回報的投向越來越少；廣東——代表勞動力。廣東加工企業的用工需求，往往折射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起落。如今沿海當地用工荒局面頻現，與此同時沿海用工企業也正通過加大西遷力度，來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

浙江和廣東兩省的變化，恰恰反映出維系多年的“中國故事”中*動人的章節——資本和勞動力的有效結合，已經開始變奏。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隊型下的前鋒能否率先實現中國經濟轉型隊型的前鋒轉變，決定著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先手，如果走好，那么中國經濟轉型的臨門一腳就能夠成行，否則中國經濟轉型則還將是霧里看花、水中撈月。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就職于中國建設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